分拣原材料、绕线、焊锡、点胶、电感测试……北京市顺义区的一家厂房里，在五十多名工人的分工协作下，各种生产工序有条不紊，一批批制作精良的电子元器件被发往全国各地。乍一看，这只是一家普通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厂，但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这里的员工有些“特别”——有人拄着双拐，有人用手语交流，还有人偶尔会自言自语。
工厂负责人郑雷伟站在车间中央，目光温和地扫过每一位员工，嘴角挂着欣慰的笑容。
“别看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残疾，但是干起活儿来一点也不含糊。”2013年，郑雷伟招收了第一名智障女孩进厂，此后十余年间吸纳了上百名残疾人就业，最多时有五十多名残疾员工同时工作。
“他们好像一个个电子，围绕工厂凝聚成磁场，向外迸发着巨大的能量。”郑雷伟这样形容她的团队。
2013年的夏天，郑雷伟第一次见到那个女孩。女孩怯生生地站在她面前，清澈的眼睛里闪烁着渴望，轻声说道：“姐姐，我想找工作。”
女孩是顺义区马坡镇人，出生时因难产导致大脑损伤，智力停留在六七岁的水平。尽管已经20岁，但她从未真正融入过社会。面对这个“不太灵光”的姑娘，郑雷伟犹豫了——她能胜任吗？工厂刚刚起步，不是养闲人的时候。
在女孩一遍又一遍“我想找工作”的喃喃自语声中，郑雷伟“脑子一热”，收下了这个女孩。“我特别能理解他们的处境，总感觉为他们做点什么自己义不容辞。”这样的想法和眼下女孩的处境慢慢重叠，开启了郑雷伟和残疾人的不解之缘。
然而，招工容易上岗难。光是教女孩认识原材料，就花了近半年时间。起初，女孩每天由妈妈带着来工厂，像刚上幼儿园的孩子一样，抱着妈妈不肯撒手，眼神里满是恐惧和不安。郑雷伟没有催促，而是耐心地陪在她身边，一点点引导她适应环境。
“和智力障碍的孩子建立沟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”郑雷伟说。
渐渐地，女孩开始信任她。郑雷伟经常开车送女孩回家，实在没空儿的时候，就让厂里同事送她去车站，看着她上车，等收到她到家的短信才彻底放心。慢慢地，女孩可以独立乘车上下班了。
当女孩拿到第一份工资时，兴奋得像个小孩子。她的父母也专程到工厂向郑雷伟道谢。
三年后，女孩终于能独立完成工作了。女孩的变化不仅让父母倍感欣慰，也让郑雷伟受到很大鼓舞。从那之后，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加入环磁伟业——肢体残疾的、听力障碍的、孤独症的、精神残疾的……郑雷伟几乎“照单全收”。“无论他们最终是否能留下，总要给他们一次尝试的机会。”
最终的结果就是，郑雷伟手下的残疾员工越来越多。这些员工的朋友、同学大多也是残疾人，一个传一个，环磁伟业在他们的圈子里慢慢有了些许名气，被不少人看作“最后保底的去处”。
有一个男孩，3岁时被诊断为孤独症，2014年从大连一家职业技术中专毕业后，由父亲带着四处求职。加入环磁伟业后，虽然他不喜欢主动与人沟通，但是身边的同事会不时地给予他鼓励，并“一对一”带着他完成工作。
在这样的工作氛围下，男孩慢慢学会了主动向周围的同事寻求帮助，与大家交流。“现在他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，住在公司附近，我挺放心的。”男孩爸爸说，儿子成长的同时，一家人停滞的工作和生活也开始重回正轨。
郑雷伟对残疾员工采取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，“谁干得多、干得好，工资水平自然高，即便干得再不好，也不会低于北京市的平均收入。”听障小伙儿小屈因为踏实肯干，每月有8000多元的收入，多的时候甚至能到一万二，超过了不少身体健全员工。
除此之外，郑雷伟还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。有人生病要第一时间送医；上下班路上的交通安全、员工之间相处是否融洽等等，都是她要考虑的问题；外地来的残疾人在厂房附近村镇租房住，郑雷伟还要隔三岔五去看看他们的生活状况。
有一次，郑雷伟与合作多年的厂商闲聊，无意间提到厂里有数十名残疾员工。对方老板瞪大了眼睛，连连赞叹：“了不起！真没想到，我们用了这么多年的产品，竟是出自残疾人之手。”
那一刻，郑雷伟觉得，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
10年间，环磁伟业成了上百名残疾人的“避风港”，有人留下，有人离开，郑雷伟有过迷茫，也不乏欣喜和感动。
郑雷伟说：“企业的利益是双赢，既可以利己，也可以是利他，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，又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。”让企业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发展下去，不仅是郑雷伟，也是企业员工的共同心愿。
如今，工厂里的残疾员工依然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而郑雷伟，就像那个凝聚“电子”的磁场，继续为他们点亮希望之光。
来源：北京日报客户端
记者：代丽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