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抗日战争受过伤，解放战争扛过枪，抗美援朝渡过江”，是老兵陈胜利前半生的真实写照。
1922年8月，陈胜利出生在河北省唐县东高昌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，原名陈生粒，12岁时就已经在地主家做了小工。
1937年，年少的他亲眼目睹日军轰炸了村庄，投下的炸弹让这里成了人间炼狱，到处都是断肢和死尸。没过多久，日军又进村，烧杀抢掠，“看见妇女就强奸，我姑姑也成了受害者。”他说，自己有4名家人死在日本人手里。
国仇家恨叠加，战火又已经烧到了家门口，他没办法再躲藏。那时他只有16岁，个头瘦小，参军被拒绝。但他赖着不走，“反正我就是要当兵”，陈胜利回忆。后来他被留下了，当时的大队长马卫华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）说，不管他在哪一队，大家都要保护好他，保护好他就是胜利。
7月8日，陈胜利正在接受采访。 新京报记者 秦冰 摄
参军后，他和战友、村民一起挖地道，用灵活的地道战打击敌人；为了应对日军的抢夺，他曾和战友们一起保卫粮食，数次涉险。1942年，在一次保卫粮食的战斗中，队伍在日军前后夹击下被冲散，他躲进草坑，亲眼看着8位战友被日军用铁丝穿过手掌，血一滴滴地滴在地上。
“我们谁也想象不到铁丝穿过手掌的疼痛，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。还有很多牺牲者、很多英雄的名字，也沉入历史深处，我们无处寻找。”陈胜利说，“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。”
少年的国仇家恨
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日军不断增兵华北，平津先后陷落，大规模战事一触即发。作为当时华北抗战的重要战场之一、平汉线上的战略要地，保定会战于1937年9月打响，日军沿平汉线大举南侵。
陈胜利清楚记得，村子被轰炸的那天是农历八月十四。村里人为了买东西过中秋节，约着一早去镇上赶大集，陈胜利和表兄也在队伍里。走在路上，轰鸣声突然划过头顶，大家下意识地抬头看。
“当时集上的人一时间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没人跑，也没人说话，大家就这样抬头看着。”陈胜利回忆，就在这时，轰炸开始了。一颗颗炸弹落下，到地上就炸起一个大坑。周围的土石被掀起，弹片四射。
一颗炸弹落在了离陈胜利和表兄不远的地方。陈胜利被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掀倒了，石头和土打在他的身上和头上。“生疼，”陈胜利说，“我把头埋在胳膊里，等烟尘散去，抬起头，看到刚才还好好的大集现在哭成一片。”
大家没有方向地四处逃窜，轰炸声一声又一声，弹片不停地胡乱飞射，到处都是弹坑、死尸和断肢。“如同人间炼狱一般。”陈胜利告诉新京报记者。
表兄拉着陈胜利往没有烟的地方跑去，回到村里后，大集上的惨状历历在目，年少的陈胜利怎么也忘不掉。
后来，陈胜利听说，那天有一百多人被炸死。轰炸结束后不久，日军踏入了东高昌村。他们烧杀抢掠、奸淫妇女，陈胜利的一位姑姑也未能幸免，还有4位家人死在日本人手里。
陈胜利认清了现实，战争来临时，沦陷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像待宰的羔羊一样，无助地任人宰割，毫无反击的余地。那时候的陈胜利不懂主义和革命，只知道国仇家恨。
终于，在11月的一天，村里来了一支八路军队伍，对村里人进行抗日宣传。
“老乡们，别怕，我们是八路军，我们是杀日本人，保护老百姓的队伍，我们不能当亡国奴，我们要起来跟日本人打，有人出人，有枪出枪。”后来陈胜利知道，这是贺龙的队伍。
有人带着打日本鬼子——这支队伍为村里人带来了光亮，很多年轻人都报名参加了八路军，陈胜利也在其中。“战火已经烧到了我的家门口，我的一腔热血，也要洒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。”
陈胜利的奖章和纪念章。 王诗维 摄
地道战
陈胜利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唐县一个村庄里。部队有三十几条枪，每条枪有二三十发子弹。陈胜利班里一共12个人，却只有7条枪。他只得到了一把刺刀和4个手榴弹，刺刀是铁打的，绑着红穗穗。
不仅如此，部队对子弹的管理也很严格，要求战士们不能浪费任何一发子弹，每打出5发子弹就要缴上一条枪，每次打出的弹壳要取回来用以领新的子弹。
“八路军当时很穷，武器非常简陋，枪支十分匮乏。而敌人有飞机大炮，机枪手枪，武器精良，就连刺刀都是精铁铸就的。硬拼，会吃亏。”陈胜利回忆，“做战士就要有武器，没有武器，就用这些东西去跟敌人要枪。‘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’这句歌词就是这么来的。”
匮乏的物资和残酷的斗争催生了游击战、地道战、地雷战。
在日军占据县城后，陈胜利所在队伍和村民联合，开展地雷战、地道战。挖出的地道户户相连，村村相通。而地道口设在日本鬼子想不到的地方：猪圈、磨盘、马棚等等，都可能是地道口。挖的地道既能作战，还能防御、排水、放烟。
1941年1月，陈胜利所在队伍又和鬼子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地道战。对于那场战斗，陈胜利记忆深刻。
城工部是管理地下工作者的组织。当时，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城工部在陈胜利驻扎的村子。陈胜利所在的游击队和县大队负责保护城工部的地下工作者们，同时还肩负着抓汉奸和打日本兵的任务。
有一天，不知敌人如何得知村子里驻扎着城工部的人员。天还没亮，日军就派出300多个鬼子包围了村庄。
日军进村后，陈胜利和同志们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战斗一直从早上打到下午，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形，作战勇猛，但因武器简陋，还是在猛烈的炮火下撤到了地道里。
“那是冬天，本来我们在地道中很安全。但前两天下了场雪，地道的烟道口被雪覆盖。有人的地方就有热气，烟道口的雪慢慢化了，我们没发现，但被鬼子识了破绽。”陈胜利说，鬼子在雪化了的地方挖几锹，就看到了地道口，然后发疯般地往地道里灌水。
这是抗战期间日军常用的手段。为了更好地进行“扫荡”，迫使冀中人民屈服，日军采用各种方法破坏地道。比如在洞口放瓦斯气、放水，或者放火烟熏等。
地道的水灌到陈胜利的膝盖深，好在里面有排水道，水很快流了出去。日军见此法行不通，又开始从地面往下挖。在地道中，陈胜利能清楚地听到一锹又一锹的挖土声。几个小时后，地道被挖出了一条缝。
陈胜利和战友们将子弹压上了膛，手榴弹的栓也都挂在了小手指上。他们清楚，等地道挖透了，就是正面交锋的时候。先扔一个手榴弹，就往外冲，“都咬着牙等着跟鬼子拼了。”
地道刚刚露出光亮，一名战友就朝外面开了一枪，打死了洞口的日本兵，趁着敌人慌乱，陈胜利和战友们迅速钻出地道，往外猛冲猛打。此时恰好附近一支八路军的骑兵连前来支援，双方里外夹击，歼灭日本兵30余人。
陈胜利和他年轻时的军装照。 王诗维 摄
“有骑兵连的支援，再加上天色已晚，日军不敢恋战，只能灰溜溜地回去了。”陈胜利感叹，“当时要不是骑兵连过来支援，今年可能我都不在这里喽。”
没有被看见的苦难
1942 年 5 月 1 日，日军采用铁壁合围、纵横梳篦的清剿战术，实行“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”的“三光”政策，对无险可守的冀中平原进行灭绝人寰的大“扫荡”。夏收时节，老百姓辛苦劳作一年的粮食，也被敌人盯上，成为抢夺的目标。
“华北平原上，麦浪金黄。成熟的麦子让鬼子眼红。敌人抢粮，我们就护粮。”陈胜利说道，白天，鬼子派汉奸来各家各户催着交粮食，老百姓就骗他们，说都让八路军抢走了。到了晚上，老百姓就把藏起来的粮食统一起来送到县上，给八路军送去。
鬼子收不上粮，就到村里抢粮。陈胜利参加过两次保卫粮食的战斗，一次是1942年麦收前，八路军大队来到北罗镇帮助群众做麦收前的准备工作。一天傍晚，陈胜利几人在执行任务回来的途中，遇到一队鬼子和伪军，他们来村里抢粮食。几个人埋伏在村口的几间破土屋里，待敌人走近后发动攻击。
双方交火引起驻扎在村里大部队的警觉，迅速赶来增援，打退了敌人的进攻。
还是这一年，陈胜利参加了第二次保卫粮食的战斗。但这一次让他刻骨铭心，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日军虐杀。
秋收前夕，部队得到消息，日军要到唐县城南抢粮食，陈胜利等人奉命去保护。部队领导调动了县大队、团一支队、团二支队300多人，夜行军来到鬼子途经的地方，设了埋伏圈。
陈胜利趴在草丛中，忍着蚊虫的叮咬，一声不吭。天亮以后，前面的路上来了200多名鬼子和伪军。待其进入埋伏圈，陈胜利等向敌人开枪，在激战中打死伪军80余人，活捉17人。
“战斗快结束了，我们正准备清理战场，继续追击逃跑的伪军。没想到这时候从我们的后面围上来大批日本鬼子，逃跑的伪军这时也回过头，我们前后受敌，只能突围。”陈胜利回忆。
突围时战士们被打散，拼命往外跑，陈胜利也跟着跑。“后来我实在跑不动了，刚想停下来，队长跟我喊，‘不行，不能丢下你，跟着我跑’。我就跟着跑，跑着跑着，路旁边看见一个土坑，土坑边有浓密的草，我一下子跳进了土坑，用草把坑遮掩住，日本鬼子从坑旁边追过，没有看到我。”他说。
等了很久，陈胜利正想出去，突然听到推搡声和骂声，一队日本鬼子押着他的8名战友从旁边走过。
陈胜利眼睁睁地看着，日本鬼子用铁丝将几名战友的手心穿起来，防止他们逃跑。他们从眼前走过时，陈胜利亲眼看到他们的血一滴滴淌在地上。第二天，这8位战士被鬼子押着在县城游街示众，最后被残忍杀害了。
“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被铁丝穿过掌心的疼痛。”陈胜利说，“我们不能忘记同胞们曾经饱受蹂躏过，曾经有亿万中国同胞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过。”
“活着就是胜利”
陈胜利参军时只有16岁，年龄小，瘦巴巴的。“一开始报名不要我，说我这么小点，打仗了你也跑不快，是个累赘。但我就赖着不走，反正我就是要当兵。他们看着我这个小孩挺可怜，就留下我了。”陈胜利打趣道。
那时他还叫陈生粒。参军后大队长马卫华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）告诉大家，不管陈胜利在哪一队，班长都要保护好他，保护好他就是胜利。战斗胜利后，马卫华半开玩笑地说：“生粒啊，我看你应该叫胜利，因为人活百年不是梦，你长寿我们就胜利，你在胜利就在。”他回答“服从命令！”
身经百战后，陈胜利已经成为一名老革命、老战士，在战场上多次立功。陈胜利在1944年2月入党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在北京石景山区百货煤炭管理处担任党委副书记一职，1982年12月离休。
陈胜利近照。 王诗维 摄
还有不到两个月，陈胜利就103岁了。现在的他两点一线，坐着轮椅往返于家和公园之间。每天早上7点左右起床，把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的，然后洗漱、吃早餐，之后去公园散心。午饭则要喝一瓶“露露”。“陈老很爱喝露露，节假日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，他会问我们‘有没有带露露来呀’，是一个很平易近人、很可爱的老小孩。”北京市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说。
陈胜利一生养育了5个儿女，其中，大儿子和小儿子分别取名为和平和太平，寓意“世界和平”“太平盛世”。
谈起父亲，陈太平告诉新京报记者，“别看他平时总说自己耳朵和眼睛不好使了，但脑瓜灵光得很呢。”现在他所有的收入和储蓄都是自己支配，账也算得非常清楚。给阿姨开工资、买东西、日常买菜等等这些支出，儿女们都不会干涉。
照顾陈胜利日常起居的阿姨介绍，他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有计划。比如每年5月左右要回河北老家暂住，安排好时间让儿子陈太平来接送；参加重要的场合，出门前要自己搭配衣服。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接受采访这一天，他穿了浅蓝色衬衫搭配卡其色的长裤，还有一双圆口黑布鞋。
退休以后，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是他常来的地方，打台球就是在这里学会的，还曾一度痴迷。几年前，他经常步行过来和伙伴们一起打台球。随着年岁增长，他才慢慢放下了球杆。
阿姨告诉新京报记者，有时候回家，她手里东西比较多，想把东西放在一楼，先把陈胜利送上去。他都说不用，自己从一楼走到三楼，有时候还坚持帮阿姨拿东西，非常执拗。
“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想得开的人，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，从不内耗。”陈太平说，“他之前在工作上非常投入，可以用兢兢业业来形容。但退休后也没有太多难过或者不舍的情绪。他就是该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，到退休了就好好享受生活。”
陈胜利话不多，每次家庭聚餐时，会问问子女过得怎么样，但不会干涉。“他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，言必行，行必果，要么不说，说了就一定要做到，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，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做的。”
陈太平告诉新京报记者，“我父亲大多数的精力都留给工作了。那时候家里生活紧张，但我父亲从来没有从工作单位哪怕拿一张粮票回来。那时候有很多人找过来，希望我父亲弄一张自行车票、电视机票，我父亲都拒绝了。”
不仅如此，陈胜利从没在子女的工作问题上插过手。“我们从没沾父亲的任何光。”陈太平说，父亲说他是国家的干部，要为国家多考虑一些。
在他看来，父亲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。不久前，父亲战斗过的村子，麦子又熟了，微风掠过，泛起金黄的麦浪。他希望大家不要忘记，是父亲那一代革命前辈的斗争、牺牲，才换来了如今的“只道是平常”。
新京报记者 秦冰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